■軟弱
◎無意  (20050813)(文本:中時電子報繽紛版)

曾在HBO看到一部好片《天之驕子》(The Emperor’s Club),一個教學嚴格、自律甚嚴的高中歷史老師,為了鼓勵和政客父親缺乏親情、互動的紈子弟,把他的歷史論文成績從「A-」改成「A+」,因此而使得另一個好學生被排擠出前三名之外。

多年之後,認真的老師以為他會被擢升為校長,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學經歷都不如他的「好朋友」升任,只因為他的長袖善舞、關係良好。此時紈子弟舉辦同學會,邀老師及同窗齊聚,懊悔的老師鼓起勇氣告訴乖乖學生當年的真相,他卻沒有責備老師,還親自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師的教室去上課。而那位紈子弟還是選擇了從政之路,和他父親一樣浮誇、驕矜、不擇手段。影片結束了,我卻陷入時光隧道,回到小學六年級畢業典禮的那天,我沒有離別的感傷,反正人生就是那麼一回事,你得被推著走,不管你喜不喜歡。行禮如儀之後,大家走出教室之際,班導師把我叫進辦公室,從抽屜中拿出一個包裝精美的字典。她說,「本來妳的成績是第十五名,可是第十六名是李某某,他難得有那麼好的成績,我希望鼓勵他,所以讓他替換了妳,希望妳能夠諒解,這是我自掏腰包買的字典,希望妳在國中要更加油。」

聽完後,我一陣鼻酸,事實上,小學的成績多在二、三十名徘徊,直到六年級的功課較有難度,我才有了興趣,對於成績排名,我是挺不在乎的,果真拿了那個第十五名的獎狀,我也不敢拿給父母,因為我的姊妹都是拿前三名。讓我難過的是,為什麼我這麼輕易地被犧牲了?只因為我是女性嗎?還是因為我軟弱、好欺負?

剎那之間,我長大了,了解人世間除了表面的是與非,對與錯,還有深深淺淺的灰色地帶,而主事者的感情因素可以影響其公平性,甚至是更具決定性。拿著那份禮物走出教員辦公室,六年級教室已經空無一人,沒有人問我老師為什麼另外送我禮物。

二十多年來,這秘密也就鎖在我心中的某處。或許,身體的小缺陷使得我不自覺地自卑,再加上母親護女心切的家庭教育,我不慣於主動向別人示好或攀談,更不敢去向權威者爭取什麼。久而久之,我越來越自閉。

明白了自己性格上的弱點,也就釋懷了。只是,我希望,年屆不惑的我,能學會勇敢地表達我自己「要」或「不」,帶著微笑。



■太平洋戰爭結束60週年---戰爭結束 困惑沒有結束
◎楊照(文本:中時電子報.人間副刊.08/13/05)

多年以前,受到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我第一次注意到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存在,先在台大對面的「香草山」書店買了楊逵的「鵝媽媽出嫁」,接著又在舊書攤遇見了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兩本書擺放在書架上,好一陣子還沒有讀,因為那個時代,好像總有更重要更急著該讀的書出現在生活中。

後來忘記在哪一本雜誌上吧,意外讀到消息,列為「吳濁流作品集」第三冊的「波茨坦科長」竟然是本禁書。書架上有未曾經我讀的禁書!這怎麼可以?於是放下別的書,專心讀「波茨坦科長」。

怎麼會有這樣的小說!奇特的不是吳濁流純熟的寫實手法,而是小說中描述的那個時代。一個讓人幾乎是順理成章自然就都變成漢奸和貪官汙吏的奇怪時代。小說裡的台灣背景,跟我理解的台灣,天差地別。

可是那份巨大差異,非但沒有讓我抗拒,反而產生了吸引力,接著我讀了吳濁流更有名的「亞細亞的孤兒」。「亞細亞的孤兒」第二篇一開始,胡太明到日本留學,在東京寄居在老朋友「藍」住處,藍「忽然把聲音放低:『你在這裡最好不要說出自己是台灣人,台灣人說的日語很像九州口音,你就說自己是福岡或熊本地方的人。』」讀到這裡,我獃住了。

●學日語經驗

那年,我老遠從台大校本部跑到法學院去修日文課,據說那位日本籍的女老師是全台大教日文最嚴格進度最快的。我從十五歲開始,跟著爸爸學了一些基本日語,不想再耗時間混那種營養學分,寧可每週兩次搭○南到法學院上課。豐地老師用非常古老、保守的日文教本,裡面幾乎沒有什麼外來語,而且進度真的飛快,我記得第一學期期末,當校本部其他班同學還在複習五十音,我們期末考題裡已經要求寫一篇完整的青森縣氣象報告了。

很多人考得面色青紫,我卻輕易拿到了滿分的學期成績,還因為這科的拉抬,而拿到了自己從來沒預期會得到的書卷獎。第二學期開始,豐地老師對我有了印象,一上課就點我名字,讓我唸一段課文。我一邊唸,一邊就看到豐地老師的表情有了戲劇性的變化。開始是驚訝,然後堆起了越來越濃的笑意,然後身體開始輕輕地顫動,手抬到嘴邊掩蓋著。我唸完了,豐地老師一時講不出話來,我搞不清楚,全班都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好不容易,豐地老師平靜下來解釋:我的日語發音帶著厚重的戰前腔,戰爭結束都三十幾年,日本沒人這樣講話了,更慘的,我的日語帶的是戰前的九州腔。豐地老師用她軟柔、有時失去清晰四聲變化的國語說:「眼前明明是個年輕男孩,可是卻好像是熊本還是什麼地方來的鄉下老公公在說話,對不起,實在太好笑了,對不起。」

我的九州戰前腔,當然是從爸爸那裡學來的。而且原來那不是爸爸獨特的口音,「亞細亞孤兒」明明白白說:「台灣人說的日語很像九州口音!」

●領悟

後來的經歷,我了解了兩項領悟,從那一點開端。

第一是,領悟了吳濁流描寫的那個台灣,絕對不是一個想像的異國,跟我有極為密切,而我自己竟然錯失了的關係。那個台灣,悽悽惶惶游離於種種虛假身分之間的台灣,就是我出生長大的台灣。再過幾年,高雄服役時,我又在鳳山的書店找到了另一本吳老的「出土作品」──「台灣連翹」。「亞細亞的孤兒」結束在胡太明發狂,那是大戰的高峰期。「波茨坦課長」寫戰後接收的環境,「台灣連翹」則忠實紀錄了吳老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歷史時序上這三本作品,是一貫相承的。

「台灣連翹」是常被拿來當樹籬用的植物,木本多年生,枝葉繁殖力甚強,可是一旦種作樹籬了,那就難逃一再被修剪,只能保持無個性的一定形狀的命運。吳濁流用這種植物來隱喻台灣人近百年來的遭遇。「台灣連翹」書中的一些敘述,從此在我心中、在我筆下,停留,且反覆再現。例如說,書中有一段寫到,在三月晚冬早春的氣候中,事件中被屠殺的人屍體被丟入水中,血和水混合,清晨時分就結成了浮在水面的「血凍」。這個意象,何其鮮明、何其恐怖。寫小說「黯魂」時,我用了這個意象,寫下:「二十六歲的顏金樹失眠後散步經過兒時遊玩的玔邊,玔水上漂浮這一塊暗紅暗紅的血凍。」多年以後,寫「一九八九」時又寫下:「人血結凍……很奇怪地,邊緣會自動形成齊整的弧線,像是利刃割過似的。最上面一層顏色很淡,粉紅色中反映著灰白的天光,線絲鮮血不規則地在表面製造若隱若現的紋樣。越底下的越是紅濃,質地也越是黏厚。漂浮間製造了間歇的扭擺,乍看下像是有什麼動物被陷埋在血中,微弱無力地掙扎著。」

●熟悉與陌生的逆轉

還有,「台灣連翹」書中提到「半山」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清鄉運動」中搜捕名單可能的來源,大大有助於我明白自己的外祖父許錫謙先生罹難的可能來龍去脈。

什麼是熟悉的、什麼是陌生的,從那時候開始逆轉過來了,至少是,再也不像過去那麼確定了。

還有另外一項領悟。耙梳相關的日文史料,我慢慢理解了,原來當年大批九州人來到台灣,是「在台日人」的主幹。一方面因為九州偏南的地理位置,使他們自然接近台灣,不過真正重要的是,九州人飽受本州關東關西人歧視,大感鬱結,留在日本他們是人家心目中的「鄉巴佬」,然而如果來到台灣,和本島人相對,他們就變成了「日本人」,地位變化落差極大,構成了強烈誘因,讓九州人願意渡海來台,「貢獻殖民大業」。換句話說,這裡面牽涉的就不只是台灣或日本,殖民者或被殖民者兩種單純身分選項而已。

很少人注意到,黃玉燕女士最近重新翻譯了吳濁流的「亞細亞孤兒」,改正了許多舊譯錯誤及不通順的地方,書由新竹縣文化中心出版。既是重讀也是新讀新版的「亞細亞的孤兒」,我格外驚訝於吳濁流筆下台灣人認同的流盪性,作為「孤兒」的台灣人,無法安於任何一種認同,吳老像是預見了這往後半個多世紀,台灣人在身分牽繫上的種種徒勞。我也讀到了過去閱讀時不曾注意到的:吳老多次暗示、保留台灣認同的其他可能性,然而又對這些尚未出現的認同,態度悲觀。

胡太明非發狂不可。因為他已經切身窮盡了所有可能的認同探索,找不出答案來。胡太明非發狂不可,因為站在他的歷史時點往前瞻望,他都看不到任何台灣人的解套之道。

●文學是一門憂鬱的學科

吳濁流似乎從來沒有自時局變化中得到過任何幻想,難怪他後半生幾乎都奉獻於文學,從某個意義上看,文學是一門憂鬱的學科,是人無法安住世上僅存的一點漂泊救贖。

戰爭結束,日本統治結束,帶給台灣人的,不是真正的解脫,而是更多更複雜更錯亂的認同。台灣人從來不曾真正「選擇」,只是帶著滄桑的身軀,已經烙印了多種不純身分的自我,被分派進一個新的欄架裡而已。台灣人繼續背負著那份長期的「不純粹」。不純粹的中國人、不純粹的日本人,又回來成為更不純粹、更不可能純粹的中國人。悲哀的事實是,任何擔心自己不夠「純粹」的人,都能夠藉由與台灣人的對照,取得安心的身分保障。九州日本人,在日本不夠「純粹」,只要換到台灣來,拿台灣人墊背,就拾回安穩的日本身分了。戰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沒有幾個是說「純正國語」的,但他們南腔北調的鄉音,和台灣人的語言相比,那就都是「正統」了。

這種「不純粹」性,給了台灣人「孤兒命運」,卻也讓今天的本土主義者分外熱中追求「純粹」。基於「不純粹」的悲哀,化為激烈追求「純粹」的另一種悲哀

戰爭結束六十年,台灣人和自我身分的奮戰,卻延續了超過百年。在這個節骨眼上,重新再讀「亞細亞的孤兒」,或許我們會對台灣歷史的傳承與斷裂,有不同的洞見。戰爭表面看來是歷史階段的巨大變化,然而其骨子或許更彰顯出在認同掙扎這件事,在台灣歷史跨越世代驚人的砍不斷的連續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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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horen
  • 我不完全同意楊照的觀點。尤其是後半段的純粹性。

    文中的「半山」是指在日治時代前往大陸,後在民國38年,跟著國民黨政府回到台灣的「台灣人」。
  • fuhoren
  • ■光復VS.終戰讓兩種日本記憶和解

    ◎楊長鎮/民進黨族群事務部主任(台北市)


    二戰結束六十周年了,<b>「光復VS.終戰」</b>的論爭猶難解。「終戰」是日本作為戰敗國的歷史敘事,「光復」則是中國作為戰勝國對台灣的黨國主體敘事;但是,作為被殖民、被「光復」和再殖民的土地人民,台灣要怎樣回憶這段歷史?

    <b>中華民族主義</b>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成熟的產物,抗日是最重要的民族共同記憶,中華民族主義的建構既和抗日歷史無法抽離,則「以中國經驗為核心的日本記憶」也就難以和仇/反日論述切割。「以台灣經驗為核心的日本記憶」以被殖民記憶為基點,但因為戰後新的殖民因素,而使其性格較為複雜曖昧。我們可以三個特質概括之:

    一、台灣主體性的反日:<b>台灣民族主義</b>在日本殖民下以「本島人」或素樸的「漢人」意識為形式而粗具雛型,故其中內涵原即具有反日意義。

    二、整編到中國抗日記憶中的反日:戰後,威權殖民統治以中華民族主義為核心,藉早期台灣民族主義的漢人認同色彩而納編之,並進一步嫁接中華民族主義的反/抗日記憶,將台灣抗日經驗去主體化。

    三、懷日:許多台灣父老比較不同的被殖民統治經驗,認為日本統治有其相對優越性或合理性,因而對日本統治時期有濃厚的懷念。此一情結雖有政治成分,但也包含著對成長歲月的單純鄉愁依戀。

    兩種記憶的衝突在戰後新殖民統治建立時就已埋下伏筆。國民黨政權認為,台灣得以「光復」乃是「祖國」抗日的「恩澤」。對日記憶的取代替換成為戰後威權殖民統治的重要基礎。台灣人的抗日歷史/記憶被官方整編到中華民族主義的抗日體系中,與中國有邊緣關係而角色仍有可疑的丘逢甲、羅福星,被官方教育刻意強調,成為國民對日本共同記憶的核心;而在台灣抗日主軸上的乙未抗日、日據後期社會運動抗日的整體梗概及其重要人物,如吳湯興、徐驤和工農運動等,卻被刻意忽視,成為國民共同記憶中的空闕。

    在這種<b>新殖民文化霸權</b>籠罩下,台灣父老的「日本時代鄉愁」被負面化、汙名化,動輒遭到「皇民化」、「奴化」的指控,儼然成為一種精神暴力。基於對「統派人士」的情緒性反彈或錯誤的策略考量,部分本土人士刻意強調、誇大其日本情結與表現,甚至有時不免迴避了日本統治的殖民本質,美化日據經驗,反而忽略或抹殺了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民歷史經驗的主體性,弔詭地動搖了台灣主體意識的歷史基礎。甚至沿用日本殖民者的用語,以「清國奴」反譏外省人士,形成精神暴力的循環。

    其實,台灣的抗中立場不需被轉化為對日本殖民和戰爭責任的淡化或美化;同樣的,台灣與日本建立在維護和平與民主價值乃至於國家生存利益上的親善友好,也不應被扭曲或轉化為反華、仇華。<b>如果台灣內部不同族群的「公共知識份子」能從戰後黨國論述下解放歷史記憶,那麼,以反侵略為基點和以反殖民為基點的兩種日本記憶之間,作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反省,二者之間的對話基礎應該多過於對立</b>。而這樣的對話功課可以反求諸己,大概不是依靠某些國際論壇的代理所可以完成的。

    【2005/08/15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