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暴動,是反奴抗暴!

◎廖元豪/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北縣新店)


高雄捷運公司的「外勞」抗爭事件,媒體多以「暴動」稱之。而輿論與政府相關單位的關切,似也集中在「是否繼續引進外勞」、「將帶頭者遣送出境」等表象,儼然把外勞當作「問題製造者」。但若對這些被稱為「外勞」的移工(按:國際勞工組織傾向運用「移工」﹝migrant workers﹞,而不是「外勞」(foreign workers)這個名詞,因為國際間的勞工遷移是全球性的問題,而「外勞」一詞常帶有本位色彩。)在台處境稍有了解,就會發現他們的生活與工作條件,早已違背了文明國家的最低人權標準。稱之為國際法上的「強制勞動」甚或「奴役」,絕不為過。如果不改善這些非人化處境,那麼外勞的激烈抗爭,就像從前美國黑奴層出不窮的流血抗暴事件一樣正當,絕不能單以「非法暴動」視之。舉例而言,「防止人口販運公約」、「禁止奴隸公約」、「禁止強制勞動公約」以及「移工與家庭成員權利公約」(簡稱「移工公約」)等重要的國際規範,均明文禁止「強制勞動」,並將強制勞動等同於奴隸制度。且「強制勞動」並不限於直接的暴力壓迫,也包括身體或行動自由的限制與威脅,以及濫用法律程序施壓。台灣雇主對移工常用的「扣留」(或稱「保管」)護照、扣押工資、限制行動自由,以及動輒恐嚇「遣返回國」,在前述公約與國際實務來看,都已構成非法的「強制」,而使得身處外地的移工處於「奴役狀態」。尤有甚者,對照美國國務院在二○○五年發布的人口販運報告,由於有著前述的慣行,台灣的雇主甚至是整套外勞法制,都有構成「販賣人口」而遭制裁之虞。

勞動基準法第五條雖有禁止強制勞動的規定,就業服務法也禁止雇主非法扣留護照,但實務上仍層出不窮。本案中外勞的護照被付之一炬,應該也有「代為保管」的措施。這顯示我國實務對「強制」、「非法」的解釋與執法態度,大有問題。至少「保護不足」,等於放任雇主以各種手段奴役移工,同樣在人權標準上站不住腳。而且這些基本權利,是不能以「契約自由」來加以限制的。即便勞工在形式上「同意」,雇主的行為仍然可能構成「非法強制」。

此外,我國容許雇主對外勞「僅需支付基本工資」,牴觸了「移工公約」第廿五條以及「外國人權利宣言」有關「與本國人同工同酬」之要求;雇主既控制移工的居住行動自由,又不為他們裝設可收訊母國節目的電視設施,亦有拒絕移工公約第十三條「跨疆界收訊自由」之虞。

或許會有人認為:外勞權益受損,可循合法管道尋求救濟。但現實是:爭權益的外勞,往往在爭議尚未處理結束,是非未明之前,就被警方甚或仲介遣返回國。即便有幸留下來硬撐過司法途徑,在語言及各方面資源欠缺的情況下,憲法上的訴訟權也難以提供有效保護。國際公約多要求國內司法制度應提供外國人適用之語言,同時在移工提出申辯與審查之前不得執行遣返處分,但我國的移民法制完全沒有顧及這些人權法上的基本要求

一向只把人權當嘴皮武器用的政府機關,或許不會將人權公約放在眼中。但保障移工最起碼的基本權利,已成為國際趨勢。國際移工跨海而來,為「咱台灣人」的建設貢獻心力,承受剝削,乃至在職場災害中粉身碎骨。然而,我們回報的是什麼?不公平的勞動條件、薪資被扣無法自由使用、行動不自由還經常受不法或欺騙式的威脅、護照被扣留,而且沒有正當管道可提供有效救濟…試問如果這樣的待遇發生在你我身上,要不要反抗?

【2005/08/23 聯合報】


■延伸閱讀>>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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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horen
  • 某次加入「外勞」的遊行隊伍(最近才知道稱為「移工」較妥當),一路行至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我和朋友,在台灣勞工這一區塊席地而坐,隔了幾步,是各國的移工(使用不同的語言,有些團體穿著民族服飾)輪番上陣,演說、表演。

    離群的我坐著,望著前面一個同樣離群的男性移工,他背對馬路,面向群眾,有種置身事外的漫不經心在他的臉上。他的膚色黝黑,臉頰瘦削,頭髮長而鬈曲。當天是假日,社運團體總選假日出來活動,搏人氣也搏媒體版面,只是那天在台北市街頭熱鬧一陣以後,這些人、那些人又再次在我們的社會上消失了。
  • fuhoren
  • ■移工政策的破洞
    ◎王宏仁、白裕彬
    2005.08.29  中國時報

    一個泰勞抗議人身管理條件事件,所引起的漩渦越來越大:當國際媒體用「奴工」、「集中營」的字眼來描述這些泰勞的勞動條件時,台灣的國際形象登時受到重創。在此還必須強調的是,在這個講求社會行銷的年代,一旦國際媒體透過影像傳播,對台灣的(外勞)勞動人權進行控訴之後,如果再有國際性非政府組織(INGO)以此人權議題推波助瀾,那麼所有掛著MIT標幟的產品,都將有遭到消費者抵制的潛在危機,執政當局切不可掉以輕心。

    高雄捷運的泰勞大規模抗議事件,表面上是移工的人身管理問題,但此事件其實反映了<b>兩個環環相扣的台灣勞動政策作為:一個是國內的勞動市場規範,另一個則是台灣與泰國雙方外勞仲介業者的龐大利益</b>。在這個案例裡,後者的活動空間之所以存在,很大的程度是依賴前者的放手;而前者的放手,似乎又和台灣方面欲假手泰方的外勞仲介業者的政商關係進行「泰勞外交」的考量有關。


    高雄捷運公司向捷運工程承包商收取兩萬九千五百元的移工費用,這個價格,就目前台灣就業市場而言,難道無法吸引到本國勞工嗎?這是第一個疑問。為什麼勞委會必須在進行招攬本國勞工之前,就核定高雄捷運公司專案引進「泰」勞?難道勞委會作為管理國內勞動市場的主管機關,會不清楚引進移工後續引發的社會成本,是要由全民所承擔嗎?此問題二。

    這兩個不尋常的疑點,明白顯示勞委會對於嚴格管控移工進口的政策是鬆手了。我們看到,捷運工程承包商之所以願意付出高於行情許多的費用,與高雄捷運公司的勞工供給相關規定有關;高捷公司能對捷運工程承包商作出保證勞工供給無虞的「特別服務」,則和勞委會的「專案核定」脫不了關係;勞委會的「專案核定」,則恰好又是外勞仲介業者透過高捷公司的技術綁標,以巧妙繞過公告優先招攬本國勞工的規定,進行進口泰勞的動作,從而創造出暴利空間。

    因此,勞委會的「專案核定」理由為何,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先退一萬步說,勞委會之所以「專案核定」進口泰勞,可能是希望減少本國勞工流動率過高的問題,並且希望透過比較「專業」的人力管理公司以降低所引進的泰勞逃跑滯留台灣不歸的後遺症。那麼以目前的現實情況而論,該人力管理公司不僅罔顧最基本的人身尊嚴、從中再三盤剝得利,事發之後竟然還是個人去樓空的空殼公司。勞委會不僅有失於本國勞工的就業需求,也有愧於對於外勞人性化管理要求的事實掌握能力。

    不管勞委會「專案核定」的官方理由為何,在實際的運作上,此專案為仲介市場創造出高達約兩億台幣的利益,如何分配這兩億元的利益,就是實際的政治運作了,勞委會不會置身事外的。第一個政治運作,就是這幾天報紙持續報導的仲介-立委-高層之間的利益糾葛,許多立委為仲介護航、親朋好友開設勞力仲介公司,這已經不是新聞了。且據報導,負責管理的華磐公司剋扣加班費、給工人惡劣的居住與飲食條件,甚至還利用代幣制度來海削工人,這在大型的工廠很少見,如此做的最可能原因,恐怕是在兩億元的利益中獲利不多,因此必須從移工這條已經乾瘦巴拉的牛身上搾取更多才能獲利。

    兩億元的利益,也不會是台灣單方面全吃,泰國方面若無利可圖,是不會全力配合台灣勞委會演出的,換言之,<b>兩億元就是台灣勞委會的「外勞外交」籌碼</b>。報載有三家泰國的仲介公司與高雄捷運公司合作來招募,<b>而泰國的政治生態很清楚,就是威權侍從關係,必須圍繞在總理塔信旁邊才有油水撈(塔信本人就是個大資本家)。在外交艱困的國際環境下,勞委會會專案核准泰勞進口,恐怕與做關係給泰國政治人物脫離不了關係</b>。

    經濟事務從來就脫離不了政治的運作,這次的泰勞抗議事件,讓我們清楚看清台灣的外勞政治經濟學:國內的利益團體,加上國家的外勞外交,結果就是泰國社會最底層的勞工,甚至是台灣社會底層的勞工受害!目前的移工政策,已經到達必須改弦易轍的時刻了,否則同樣事件,必定會反覆發生!

    (王宏仁為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白裕彬為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