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暴動，是反奴抗暴！
◎廖元豪／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北縣新店）
高雄捷運公司的「外勞」抗爭事件，媒體多以「暴動」稱之。而輿論與政府相關單位的關切，似也集中在「是否繼續引進外勞」、「將帶頭者遣送出境」等表象，儼然把外勞當作「問題製造者」。但若對這些被稱為「外勞」的移工（按：國際勞工組織傾向運用「移工」﹝migrant workers﹞，而不是「外勞」(foreign workers)這個名詞，因為國際間的勞工遷移是全球性的問題，而「外勞」一詞常帶有本位色彩。）在台處境稍有了解，就會發現他們的生活與工作條件，早已違背了文明國家的最低人權標準。稱之為國際法上的「強制勞動」甚或「奴役」，絕不為過。如果不改善這些非人化處境，那麼外勞的激烈抗爭，就像從前美國黑奴層出不窮的流血抗暴事件一樣正當，絕不能單以「非法暴動」視之。舉例而言，「防止人口販運公約」、「禁止奴隸公約」、「禁止強制勞動公約」以及「移工與家庭成員權利公約」（簡稱「移工公約」）等重要的國際規範，均明文禁止「強制勞動」，並將強制勞動等同於奴隸制度。且「強制勞動」並不限於直接的暴力壓迫，也包括身體或行動自由的限制與威脅，以及濫用法律程序施壓。台灣雇主對移工常用的「扣留」（或稱「保管」）護照、扣押工資、限制行動自由，以及動輒恐嚇「遣返回國」，在前述公約與國際實務來看，都已構成非法的「強制」，而使得身處外地的移工處於「奴役狀態」。尤有甚者，對照美國國務院在二○○五年發布的人口販運報告，由於有著前述的慣行，台灣的雇主甚至是整套外勞法制，都有構成「販賣人口」而遭制裁之虞。
勞動基準法第五條雖有禁止強制勞動的規定，就業服務法也禁止雇主非法扣留護照，但實務上仍層出不窮。本案中外勞的護照被付之一炬，應該也有「代為保管」的措施。這顯示我國實務對「強制」、「非法」的解釋與執法態度，大有問題。至少「保護不足」，等於放任雇主以各種手段奴役移工，同樣在人權標準上站不住腳。而且這些基本權利，是不能以「契約自由」來加以限制的。即便勞工在形式上「同意」，雇主的行為仍然可能構成「非法強制」。
此外，我國容許雇主對外勞「僅需支付基本工資」，牴觸了「移工公約」第廿五條以及「外國人權利宣言」有關「與本國人同工同酬」之要求；雇主既控制移工的居住行動自由，又不為他們裝設可收訊母國節目的電視設施，亦有拒絕移工公約第十三條「跨疆界收訊自由」之虞。
或許會有人認為：外勞權益受損，可循合法管道尋求救濟。但現實是：爭權益的外勞，往往在爭議尚未處理結束，是非未明之前，就被警方甚或仲介遣返回國。即便有幸留下來硬撐過司法途徑，在語言及各方面資源欠缺的情況下，憲法上的訴訟權也難以提供有效保護。國際公約多要求國內司法制度應提供外國人適用之語言，同時在移工提出申辯與審查之前不得執行遣返處分，但我國的移民法制完全沒有顧及這些人權法上的基本要求。
一向只把人權當嘴皮武器用的政府機關，或許不會將人權公約放在眼中。但保障移工最起碼的基本權利，已成為國際趨勢。國際移工跨海而來，為「咱台灣人」的建設貢獻心力，承受剝削，乃至在職場災害中粉身碎骨。然而，我們回報的是什麼？不公平的勞動條件、薪資被扣無法自由使用、行動不自由還經常受不法或欺騙式的威脅、護照被扣留，而且沒有正當管道可提供有效救濟…試問如果這樣的待遇發生在你我身上，要不要反抗？
【2005/08/23 聯合報】
■延伸閱讀>>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廖元豪／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北縣新店）
高雄捷運公司的「外勞」抗爭事件，媒體多以「暴動」稱之。而輿論與政府相關單位的關切，似也集中在「是否繼續引進外勞」、「將帶頭者遣送出境」等表象，儼然把外勞當作「問題製造者」。但若對這些被稱為「外勞」的移工（按：國際勞工組織傾向運用「移工」﹝migrant workers﹞，而不是「外勞」(foreign workers)這個名詞，因為國際間的勞工遷移是全球性的問題，而「外勞」一詞常帶有本位色彩。）在台處境稍有了解，就會發現他們的生活與工作條件，早已違背了文明國家的最低人權標準。稱之為國際法上的「強制勞動」甚或「奴役」，絕不為過。如果不改善這些非人化處境，那麼外勞的激烈抗爭，就像從前美國黑奴層出不窮的流血抗暴事件一樣正當，絕不能單以「非法暴動」視之。舉例而言，「防止人口販運公約」、「禁止奴隸公約」、「禁止強制勞動公約」以及「移工與家庭成員權利公約」（簡稱「移工公約」）等重要的國際規範，均明文禁止「強制勞動」，並將強制勞動等同於奴隸制度。且「強制勞動」並不限於直接的暴力壓迫，也包括身體或行動自由的限制與威脅，以及濫用法律程序施壓。台灣雇主對移工常用的「扣留」（或稱「保管」）護照、扣押工資、限制行動自由，以及動輒恐嚇「遣返回國」，在前述公約與國際實務來看，都已構成非法的「強制」，而使得身處外地的移工處於「奴役狀態」。尤有甚者，對照美國國務院在二○○五年發布的人口販運報告，由於有著前述的慣行，台灣的雇主甚至是整套外勞法制，都有構成「販賣人口」而遭制裁之虞。
勞動基準法第五條雖有禁止強制勞動的規定，就業服務法也禁止雇主非法扣留護照，但實務上仍層出不窮。本案中外勞的護照被付之一炬，應該也有「代為保管」的措施。這顯示我國實務對「強制」、「非法」的解釋與執法態度，大有問題。至少「保護不足」，等於放任雇主以各種手段奴役移工，同樣在人權標準上站不住腳。而且這些基本權利，是不能以「契約自由」來加以限制的。即便勞工在形式上「同意」，雇主的行為仍然可能構成「非法強制」。
此外，我國容許雇主對外勞「僅需支付基本工資」，牴觸了「移工公約」第廿五條以及「外國人權利宣言」有關「與本國人同工同酬」之要求；雇主既控制移工的居住行動自由，又不為他們裝設可收訊母國節目的電視設施，亦有拒絕移工公約第十三條「跨疆界收訊自由」之虞。
或許會有人認為：外勞權益受損，可循合法管道尋求救濟。但現實是：爭權益的外勞，往往在爭議尚未處理結束，是非未明之前，就被警方甚或仲介遣返回國。即便有幸留下來硬撐過司法途徑，在語言及各方面資源欠缺的情況下，憲法上的訴訟權也難以提供有效保護。國際公約多要求國內司法制度應提供外國人適用之語言，同時在移工提出申辯與審查之前不得執行遣返處分，但我國的移民法制完全沒有顧及這些人權法上的基本要求。
一向只把人權當嘴皮武器用的政府機關，或許不會將人權公約放在眼中。但保障移工最起碼的基本權利，已成為國際趨勢。國際移工跨海而來，為「咱台灣人」的建設貢獻心力，承受剝削，乃至在職場災害中粉身碎骨。然而，我們回報的是什麼？不公平的勞動條件、薪資被扣無法自由使用、行動不自由還經常受不法或欺騙式的威脅、護照被扣留，而且沒有正當管道可提供有效救濟…試問如果這樣的待遇發生在你我身上，要不要反抗？
【2005/08/23 聯合報】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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