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獨裁者」於《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董啟章.2005)所作的序:

作者在書中憂慮的,其實就是「無用」的想像和寫作,如何能回應現實世界和現實人生的問題吧。……創作和現實的關係其實從來沒有割裂過,在藝術史上歷來只是以不同的形態呈現,而所謂謂藝術形式和思潮的更替,也不過是兩者關係的理解的重整。……

作者試圖通過「可能」,來聯繫現實和想像。不過,「藝術作為一種可能體驗的創造」並不是新觀點。這本書稍為顯出新意的,在於它把創作者的自我置放於多重的「可能」的中心……

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在二十四歲的早慧之年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裡,對藝術和人生表達了別具洞察力的看法。

藝術家和個人幼稚地,通常是機械地結合於一身;個人為了逃離「日常生活的困擾」而遁入藝術創作的領域,暫託於「靈感、甜美的聲音、和祈禱」的另一個世界。結果如何呢?藝術變得過於自信,愚莽地自信,以及誇誇其談,因為它無須對生活承擔責任。相反,生活當然無從攀附這樣的藝術。「那太高深哪!」生活說。「那是藝術啊!我們過的卻只是卑微庸碌的生活。」

當個人置身於藝術,他就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兩者之間並沒有統一性,在統一的個人身上也沒有內部的互相滲透。

那麼,是什麼保證個人身上諸般因素的內在連繫呢?只有責任的統一性。我必須以自身的生命回應我從藝術中所體驗和理解的,好讓我所體驗和理解的所有東西不至於在我的人生中毫無所為。可是,責任必然包含罪過,或對譴責的承擔。藝術和生活不單必須互相負責,還應該互相承擔罪譴。詩人必須記著,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詩之罪過;日常生活之人則必須知道,藝術的徒勞無功,是由於他不願意對生活認真和有所要求。

藝術和生活不是同一回事,但應在我身上統一起來,於統一的責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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