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horen

【聯合報╱安伯托‧艾可／文 翁德明／譯】

身為小說家，我的例子算是反常。因為我在八歲到十五歲便開始寫故事和小說，後來我停止了，等到快五十歲才又恢復寫作習慣。
小說家言：「我當時想要毒殺一位僧侶。」

我的第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是從四十六到四十八歲寫成的。

我的頭三本小說源自的種子概念其實不過是一個意象：這個意象攝住了我，令我想要勇往直前。《玫瑰的名字》誕生是因為我腦海中浮現一位僧侶在圖書館裡被謀殺的景象。我曾寫道：「我當時想要毒殺一位僧侶。」這個帶挑釁意味的語句被人照字面意義加以理解，造成後續人家的競相提問：為什麼我想犯下這種罪行？

可是我壓根完全沒有毒殺僧侶的意圖（的確也從未幹過這種勾當）：只是一位僧侶在圖書館閱讀時被人毒殺的景象，在我腦海逡巡，不肯離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英國傳統偵探小說理論的影響，也就是說作品裡必須描述附近發生了一樁謀殺案。

也許我是重新走回自己十六歲所經歷過的情緒：有一次我到修道院靈修，散步經過哥德式和羅馬式的迴廊，走進一間幽暗的圖書館時，我發現攤在閱讀架上那本《聖徒行傳》裡記載，除了一位原先我就知道、祝日是三月四日的「真福安伯托」，還另有一位生前擔任主教的「聖溫貝托」，他的祝日是九月六日，據說還曾經在森林中令一頭獅子信了基督教。可以想見，在那時候，我將垂直攤開在我面前的厚冊逐頁翻尋下去的時候，周遭那片死寂，只有光透過鑲在尖頂拱窗半透明的玻璃照進來，當時我內心感受到的是一股不尋常的騷動。

重點是那幕景象，也就是在閱讀時遭人謀害的僧侶，在某個時間點要求我在它周遭建立圍繞著它的東西。其他接著就一點一點慢慢加進來了，為的是要讓那核心景象產生意義，包括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中世紀。起先我認為故事的背景應該發生在當代；接著我又決定，既然我知道而且也喜歡中古世紀，何不拿它當做我這故事的背景？

建構一個世界，以十足自信在其中自由來去

寫《玫瑰的名字》的時候，如果沒記錯，我有整整一年時間連一個句子也沒寫（《傅科擺》至少兩年）。我沒有寫，只是讀，只是畫畫草圖，忙著建構一個世界。這世界必須盡可能精確，以便我能懷著十足自信在其中自由來去。

寫《玫瑰的名字》的過程中，我畫的迷宮以及修道院的平面圖多達好幾百張，靈感來自他人畫的平面圖以及我實地參訪的經歷。因為我需要每個要素都能完美運作，因為我需要知道兩個人從甲地邊走邊談到乙地需要多少時間。

我還把修道院所有僧侶的相貌儀態都畫出來。所有的角色幾乎全部蓄鬚（儘管我無法確定那年代的聖本篤修會修士是否全部蓄鬚），後來拍電影時，導演就得仰仗博學的顧問考據當年修士是否蓄鬚。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說中我對他們是否蓄鬚一事毫無著墨。但我在讓我的角色說話或是行動時，需要先認清楚他們，否則我就無法知道該讓他們說出什麼樣的內容。

小說寫作的結束，意味悲傷的產生

我知道有些作家早上八點起床，在鍵盤上從八點半敲到十二點（每天至少寫出一行），然後停止工作，外出休閒直到晚上。我則不一樣。

我寫一本小說的時候，寫作這項行為其實要到後來才會發生。我一開始都先閱讀做筆記、替角色畫肖像、為小說中的地名畫出地圖、為動作定出時間次序。這些工作都用細麥克筆或是電腦進行，至於選哪一種就看工作的時間和地點為何：如果是坐火車時生出靈感，就記在火車票背後，也可以寫在筆記本或是資料卡上；可以用原子筆、錄音帶，如果必要，藍莓果汁也可以派上用場。

關於自己寫小說的方法，我只能再補充一點：這些小說每一本都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我不懂為什麼有人可以每年都寫一本小說；這些作品也可以是令人讚嘆的，而且我打從心底佩服。但佩服歸佩服，我可不羨慕他們。寫作小說這事的美，並不是在即時轉播，而是延後傳送的美。

每次小說寫到尾聲，我就覺得苦惱，換句話說，根據作品的內部邏輯，它要停止了，而我也得跟著停止。而且我注意到，如果我堅持繼續下去，可能只會弄糟作品而已。美妙之處（也就是真正的樂趣所在）在於六年、七年或八年當中（最好是永遠），你能活在一個你一點一滴親手建構起來的世界，而且這世界已經專屬於你。

小說寫作的結束，意味悲傷的產生。

這也是鞭策你再立刻開始寫另一本小說的唯一理由。但如果它不是已經好整以暇在那裡等你，你就是著急地摩拳擦掌也沒有用。

作家寫作只是為了讀者。凡是說只為自己寫作的人倒也不必然就是扯謊。那只意味著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無神論態度教人吃驚。

作家如果無法對未來的讀者說話，那麼他必然是絕望的、不快樂的。

（本文節錄自皇冠文化本月中出版的《艾可談文學》一書）

【2008/01/14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