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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台東→台北）發生的瑣事……我在台東的房東是一個健忘的大女生（已婚，有小孩），好不容易通上電話，她建議我不要找搬家公司，找回頭車。給了我幾支電話號碼，我一一撥去，一時之間，只有一個「阿昌」說可以接。

過了幾天，阿昌來看要搬的東西，我都已經打包，裝成箱，或裝成（垃圾）袋。阿昌說，東西很少，他的車子是大貨車，而且不是回頭車，是「台東車」（從台東出發的車子），最後開價一萬元。我面露難色，因為聽房東大女生說，大概只要五千塊就好的樣子……後來阿昌自動減了兩千元，變成八千元。我就接受了。

後來，房東大女生聽到這個價錢，直呼好貴。我說：「沒辦法，我的議價能力差。」

其實，我很難對這些「無名英雄」談價錢，比如說到黃昏市場買菜，又比如說找貨運司機搬家（阿昌是車主、司機、搬運工，他請了一個年紀似乎更老的助手）。但在我們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議價是道德的行為（甚至儀式？），你抬高一點，我殺低一點，在短暫的數字互動中，有情有義，只是不知道有沒有真感情。阿昌碰到我這個不會殺價的人，一定感到既喜且悲罷。

為了把東西裝箱，我去五金百貨賣場要紙箱，原本想用買的，但售貨小姐說，紙箱已經被對面的阿婆撿走了。我走到對面，正巧碰到阿婆和友人談天，我（用國語，北京話）表明來意，她（用台語，河洛話）說：「在那，看你要幾個？」於是我一邊挑紙箱，一邊狼狽地回應阿婆的攀談，她一直在談她的骨刺和膝蓋。台語我都聽得懂，但只能說出幾個單字和片語，更尷尬的是，在當時的語境下，我連客家話都脫口而出——都是方言、母語，混在一塊兒了。

搬家當天，房東大女生的父親來拿鑰匙，並且拿押金還我。依照我和仲介商訂的租約，他們根本不必還押金，但是房東大女生阿莎力地說她會全部還。可能是長輩們看不下去，房東的父親就出面扣了幾千塊，還給我。

我坐上房東父親的機車，到台東市區的鼎東客運站。途中閑聊，我才知道他也是從新竹來到台東，不同的是，他落地生根、開枝散葉了。而我是海飄果，繼續流浪。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要跑半個台灣，來到台東打拼呢？在台東短短數月，遇上好幾個各行各業的中、老年人，他們都是少時離鄉背井，來到台東，時間一晃就是數十年。

房東的父親知道我要搬到台北，說：「台東比較沒有發展喔？」

我說：「可是我覺得……人的生活到哪裡都差不多。」

台北暫住的房子是朋友（的朋友）在市中心的待售屋，假日仲介業者會帶顧客來看房子。在這裡生活，我們努力把房子維持在樣品屋的狀態。

早上和晚上，牽著咪咪到公園遛躂。前幾日，騎著從台東帶上來的腳踏車，到公館的金吉利買天竺鼠吃的乾草；馳騁在台北市的街頭、人行道、自行車專用道、馬路，我說：「這樣可以享受在台北騎車的『快感』！」

生活在流動著，像上下班時間的車陣，發出轟轟的聲音。只是我在生活裡，我也在生活外，我靜靜觀察生活在眼前緩緩流動。於是在無形的自由裡，我學會了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