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horen

新竹中學是我的母校，半個世紀前，我在這裡消磨了六年的青春時光──消磨，卻不是浪費。每一個人都有一段難忘的成長經驗，回憶的方式也不同。新竹是我成長的地方，每提起新竹和新竹中學，總有一種親切感。

今年五月我和吾妻子玉到新竹小住半月，正式的公務藉口是交通大學請我到該校作一系列的學術演講，但更重要的個人原因是帶子玉回來參觀我久別的母校，讓她在「實地」體驗和想像一下她這個「老孩子」的丈夫當年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是什麼模樣。

上次我獨自返回母校，還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此之前我至少有三、四十年沒有回來。母校已經很陌生了，上次返校令我稍感「疏離」的原因，是校門口的那條筆直的學府路，已經今非昔比了，它本來是一個斜坡，騎單車逃課時可以飛馳而下，不用踩腳踏車的踏板，瞬間就可逃之夭夭，鑽進城裡的國片大戲院去看電影。這一段經歷，我曾多次寫文懷念過，覺得這是我的青春階段最值得回味的插曲。這次重返新竹，還沒有來得及到母校拜訪，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拉著妻子走到國片大戲院，這幢古屋依然健在，現在成了電影博物館，不時還演老電影，那天下午有一場，我一時衝動，立刻買了票，後來又因事沒有去成。記得上一次來，還承蒙館長招待我們看了一場「學生王子」中的歌唱集錦，而且還是特別為我製作的，我坐在樓上幾十年前常坐的位子，看銀幕上閃過的熟悉鏡頭，聽馬里蘭莎的歌聲，幾乎流下淚來。頓時想到那部義大利名片「新天堂樂園」，最後片中那位名導演衣錦還鄉時，不也看到一串親吻鏡頭的集錦？是他童年時代的影院放映師特別剪下來留給他的。不錯，西方藝術家還是處處不忘性的啟蒙經驗，而我呢？絕對心無歪念，只記得新竹中學是我心智啟蒙的搖籃。

我事先早已和當年竹中的老同學詹行懋聯絡好，此次是有備而來──早有心理準備。行懋──我還是叫他在中學時代的綽號Abbor，這個英文名字也不知從何而來，忘了問他──是學歷史的，台大畢業後，就返回母校任教，直到幾年前退休，可說是新竹中學的元老了。我約他在某日下午學生放學後在校門口碰頭，神不知鬼不覺地偷偷溜進去，就是為了想避開校方的公開招待的麻煩。悄悄地來，又悄悄地去，不作別西天雲彩，不是很浪漫嗎？我妻早已猜到了，在旁微笑，一面隨著我們走進校門。


變的與沒變的

校門也變了，舊的那兩條石柱子不見了，掛在柱前的「新竹中學」的大字招牌也不見了。新的校門雖然緊閉，但還是有一種開朗的感覺，正像是新壓平的學府路一樣，西邊的大樹早已無影無蹤，代之而起的是商店和喧鬧的街市，早已嗅不到當年黌宮肅穆的氣氛。也許，「風聲、雨聲、讀書聲」的時代早已過去了。也許民主的弔詭就是這種「靈光」（aura）的消失。但更顯著的原因當然是我老了，早已成了上一代人，年輕人哪裡有時間和心情懷舊？少年不知愁滋味，只有對美好的前途充滿憧憬。我也不能再作老大徒傷悲式的自憐，因為身伴有嬌妻，我並不覺得老！子玉緊拉著我的手，似乎體會到我的這種心態──她常用一個英文字形容：「sentimental」，我故意把它譯成「酸的饅頭」。過了六十歲的人誰不懷舊？

那天下午陽光普照，五月初新竹的天氣已經有酷暑的熾熱感覺。我故意穿了一件無領汗衫，故意看來年輕（後來見到我妻拍的照片，上面的我卻瘦骨嶙峋，老態畢露，奈何？）倒是老同學Abbor一點也不嫌老，除了頭上幾根白髮外，身體依然健壯，曬得像南美洲土人，一面滔滔不絕地為我們講解母校的歷史，生怕我不記得了，當然忘不了提到幾位老同學，還有我們逃軍訓課去偷看電影的「豐功偉績」！

「你真運氣，竟然沒有被抓到，我和四眼田雞可慘了，有一次被逮到了，記了一大過，好在辛校長非常大度，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聽我們的解釋，然後告訴我們：「大過還是要記的，這是校規，但只在佈告欄上貼幾個小時，而且不放在你們學期終的成績單上，不讓你們丟臉也不讓父母親知道！偏偏我父親當年就是學校的文書，還能逃得過？」說完哈哈大笑。

提起新竹中學的辛志平校長，每一個校友都有說不完的故事。他一生把所有心血都花在竹中，學校就是他的全部生命，他每天一早到校上班，到處巡視，見到地上的垃圾或字紙必會親自彎腰撿起來。我們在走道上常碰見他，向他鞠躬，他也躬身回禮，有時比我們彎得還要低，因為他看到了地上的一片碎紙，說不定是哪個頑皮學生從走廊旁教室的窗口隨意丟出來的。此類「瑣事」舉不勝舉，成了竹中歷史上的「大敘事」。不少校友都再三提到：像辛校長這種高風亮節、鞠躬盡粹的教育家，至今也很少見了。他為竹中建立了一種校風，即使是我們都很土裡土氣，但在操守和行為上（雖然頑皮透頂）卻都保存了一份耿直。以誠待人一向是家父──也是一位教育家，當年在新竹師範任教，是辛校長的朋友──教我為人處世的準則；我在竹中求學六年，在辛校長的風範和教誨下更加強了這種信念。

中學生年少氣盛，誰不頑皮？但各人的頑皮方法不同，有人以體力取勝，Abbor當年就是以夾人脖子出名，你可不能逗他，否則他那雙鐵臂就會扣上來，夾得人喘不過氣來，只能求饒。當年竹中是清一色的男生學校，是一個體力競賽場，每天上完課後，大家體力仍然旺盛，於是就到籃球場上去鬥牛，喊聲震天。看來現在的竹中學生文靜多了，身旁有幾個悄悄走過去，不動聲色，自有他們自己的世界，不像當年我們這群野孩子，到處找人吹牛打架，鬧個不停，自稱「狂吹班」。辛校長倒是想到一個好方法來幫助我們消耗過剩的體力；每年冬天必舉行越野賽跑，賽前兩個月自然要開始練習了；春天一到全體學生上體育課時必到市游泳池去游泳，至少要一口氣游五十公尺，否則不准畢業！這也是我在運動方面少數可以向我妻自誇的功力，她在香港長大卻不會游水，但我屢教不會，可能是自己「寶刀已老」了吧。

提起「狂吹班」這個名字，我則是始作俑者。我非但酷嗜電影，還拉班上同學去看電影，而且事後又分析得津津有味。但同學老潘（永壽）卻是一個最會說電影故事的人，他每天中午在教室休息吃「便當」時開講，身邊一定圍看一大堆人，只見他指手畫腳，時而作鬥劍狀，時而奮起比槍決鬥，似乎大家都受到他故事的感染，全班同學都成了影迷。有一次學校照例舉辦壁報比賽（現在連壁報是什麼也不見得知道了），題目由校方指定，不外乎忠孝仁愛之類的勵志主題，輪到我擔任主編，於是一反其道，和幾位「編委」出「電影專車」，並選出這一年在新竹上演過的影片中的佼佼者，頒發「金像獎」，分門別類，煞有介事，只記得最佳影片選的是「狂吹」（Blowing Wild，1953），是一部由賈利左柏、安東尼昆和巴芭拉史丹薇主演的西部片。此片美國影評人馬頓（Laohard Malton）只給它兩顆星（四顆才是真正佳片），我們當年卻奉為「太上寶典」！於是消息不脛而走，全班同學從此之後都自稱是「狂吹班」的英雄豪傑，片中的西部狂野風沙也變成了我們集體狂野個性的象徵。新竹本來就是一個風城。


敘舊後遺症

曾幾何時，我們這一代都老了，不老的也齒髮動搖，只有Abbor依然精力百倍，照舊「狂吹」：他一面帶我們在校園到處蹓躂，一面講我們的光榮歷史──包括作學生時代的「上古史」和他在母校任教的「近代史」。只見幢幢新教室都是現代建築，當然不認得了，又走到操場附近，他指著旁邊一幢唯一的老房子說：「還記得嗎？我們當年的圖書館？裡面還有那位『圖書館西施』女管理員，三個男同事同時追他，最後其中一個追上了！」我搶著說是化學教員，他說「你搞錯了，是體育教員！」多年不見，連她長得什麼樣子也不記得了，只依稀存有一個模糊印象：我們進圖書館，好像只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去偷看她「國色天香」的丰姿，另一個卻是去看少數英文畫報（如《生活》Life）中的廣告，不是看洋美女，而是看美國汽車，喜歡的竟然偷偷趁「西施」不覺而撕下來帶走，於是在午餐休息時又有了吹牛的題目，什麼四鋼「林肯」啦，天下第一的「凱迪拉克」啦，輕快飛馳的「別克」啦……，如數家珍，各有所好。事隔半個世紀，我在美國開的竟是便宜的日本車。住在美國不以車代步，簡直寸步難行。現在當然把車賣掉了，早已失去駕車的胃口。

當年的學生怎麼會不記得老師？作了老師四十年的Abbor更是記憶猶新，當年在初中的美術老師李原芳老師如何在班上起舞，大叫「柔味！軟味！」，介紹美國影片「花都舞影」（又名「一個美國人在巴黎」，1951），然後帶領全校師生到城裡去看。還有教音樂的蘇森墉老師，如何把我們學校的合唱團訓練成全島的歌唱冠軍，年年得獎；教數學的彭商育老師如何在黑板上有條有理地演算艱難的幾何和代數習題；還有另一位我們班上的那位「窮凶極惡」數學老師「王鬍子」，每天上課快結束的時候就會面帶微笑地（我們直覺是虐待）說：「習題！今天回家一定要作這幾個習題！」幾十年過去了，我至今餘「悸」猶存，夢中總是要返校補上一堂數學課！因為我當年的數學成績一向不穩，考試不是滿分就是鴨蛋。當然還有教我們英文、國文、史地、化學等科目的老師。我故意逗著教歷史的Abbor回憶我們的歷史老師，我至今連他的名字也忘了，只記得他在最後一堂課時，丟開教科書，大講他的英雄人物拿破崙，講到最後，他輕輕嘆口氣說：「拿破崙死後墳上的墓誌銘只有一個字：『人』！」然後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法文大字：Homme。也許這個法文字是我自己現在回憶時加上去的，Abbor記得的更多，當然也把他自己關於拿破崙掌故的豐富知識加油加醋地補了進去：「還有，拿破崙被放逐到的那個小島Elba，倒過來寫不就是Able嗎？果然有能力號召烈士，捲土重來，真是英雄！」

說著說著，我們已經大汗淋漓。最後走到後面小山上去憑悼辛校長的紀念碑，只見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滿了字，細述他生平行狀，我讀了不到一半，突覺熱淚盈眶，怕老婆發現了，趕快離開。記得上一次來此，我也是一樣，不過這次身邊多了一個愛護我的妻子。我想，所有的校友都有類似的感受吧。

竹中現任的張校長是第一位返校任校長的校友，也是Abbor教過的學生。這次還是未能免俗，被拉進校長室見面，當晚Abbor作東請我們吃飯，並請校長夫婦作陪，賓主相談甚歡，也因此引起一個「後遺症」：校長不但要回請，還要請我來校演講。還是逃不掉。

果然校長打電話來安排了時間，我卻之不恭，只好從命。竹中校友返回母校演講的可能斗戴斗量，因為多年來人才輩出，在各行各業有成就的人不在少數；文學方面，比我年輕幾歲的張系國就曾回母校演講，當然還有諾貝爾獎的得主，剛卸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在我的心目中，他永遠是在中學時代的樂隊打鼓的人）。我這個剛回頭的「老浪子」又能講什麼呢？只有硬著頭皮勉強登場，當然要拉子玉和Abbor作陪，在背後打氣。


躲不掉的那場演講

進得新建的禮堂，只見黑鴉鴉一片學子，但喊聲震天，讓我頓覺年輕了好幾歲，像是一個熱門歌星一樣，一輩子還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熱烈場面！（我是何許人也？你們知道嗎？是否奉命鼓掌？為什麼還尖叫呢？我愛音樂如命，卻真的不會唱歌！）身旁的妻子又是對我嫣然一笑，（老婆，今天就算你老公在你面前演一場戲罷！）校長介紹完畢，我只好匆匆登台，妻子在旁又用鼓勵的眼色督促我，不能讓下一代的年輕人失望。然而說什麼呢？談當年逃學看電影的經驗？ Abbor事先警告我說：可以提，但必須言明是在作完功課後才偷偷去看電影的！

上台之後，燈光大亮，我看到台下竟然有女生，太好了！（原來竹中早已設有音樂班，男女學生兼收）於是不自覺地說出第一句話：「各位同學，今天我感到最高興的是看到台下的女同學！你們這一代比我這一代幸福多了，當年竹中是清一色的男校，男女授受不親，哪裡見過女生？即使遇有新竹女中的學生在學府路走過，我們也只有遠遠偷看的份兒……」。（糟糕！話說溜了嘴，怎麼扯到這上面來了？但「下意識」不聽使喚，突然憶起當年Abbor的「苦戀」對象：一位竹女的學生，我們從來不敢上前打招呼，但卻給她起了一個綽號──掃把星！原因是每次見到她走過，考試一定倒楣！數學測驗更是如此。多年後班上的一位同學在美國竟然見到了她，攀談之下才知道她早已對我們這幾個惡作劇的頑童瞭如指掌，包括她的「掃把星」綽號，當然也知道Abbor是誰。中學六年， Abbor直到最後才鼓足勇氣，上前搭訕，不料立刻吃了閉門羹，六年來只這麼一次，比起侯孝賢的電影「童年往事」中的那個中學男生還不如！）

想著想著，內心大叫不妙，台下沒有反應，鴉雀無聲，我只好立刻轉到正題，但正題又該是什麼？事先準備的一番話完全派不上用場。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談談辛校長和當年的老師，也稍稍提到逃學看電影的經驗，台下依然沒有反應，似乎這些「小兒科」的惡作劇往事在這一代學生眼中竟無意義！於是只好談人文學科的精神，和我自己在美的求學經驗，並不曲折離奇，但特別注重當年「失敗」的例子。最後又免不了提起拿破崙，於是順水推舟，趕快請Abbor走上台來，與我對話（其實是解圍）。他卻不慌不忙地在台上椅子一坐，大講這位法國英雄的軼事，我根本插不上口！


行樂須及時

總算表演結束了，該同學提問。只見一位同學走到麥克風前：「請問，研究中國文學應該讀什麼書？」這個嚴肅的問題令我肅然起敬，不敢再開玩笑了，只好照自己的讀書經驗回答：如何從當代讀到晚清文學，然後回到古典、明清小說、三言二拍、唐詩宋詞、最後再追溯到唐傳奇、晉志怪、到詩經楚辭，我是「倒著」念的，皆為了授課的需要。（回答完了，又覺得多此一舉，誰不知道，還要我多說？）不料Abbor在旁插嘴說：「歷史方面的書單更長，你們如果想知道，不如下課以後來找我！」真是應付若定，不愧嚴師的風度。

又有學生問我關於人生的哲學以及如何思考前途，這更難以回答，我只好虛晃一招，就匆匆下台，結束了這次差強人意的表演。下台時似乎又聽到掌聲雷動，但燈光似乎又轉暗了，學生們看不到我的臉紅，倒是老婆一眼識破，但還是緊緊握著我的手，似乎對我的每次演出從來沒有失望過。

拉雜寫來，已經超過預定的篇幅。總結此次經驗，還是感到一種難以言傳的溫馨，在短短數小時中，我把中學六年的時光都「濃縮」成段段不相連接的回憶，像電影中的「蒙太奇」鏡頭一樣。也許，一個人一生中最珍貴的回憶，往往也是最難以言傳的。Abbor說是學文學的，而且外語不錯，怎麼中文寫得這麼差？老同學真是一語中的，我這種平淡無奇，又簡又白的文體，又如何能描繪自己的心情於萬一？於是突然又想起「學生王子」中眾人合唱的那首拉丁畢業歌：「Godcanus iqitur……」時光荏苒，行樂須及時，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