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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詹宏志著《人生一瞬》頁153-154（馬可孛羅文化，2006年初版）

二十年前，我失業在家，對自己的前程正感到困惑難明，幾位朋友打氣說：「開家咖啡店吧。」因而我在台北東區還不熱鬧的街道裡有了一家很小的咖啡店。很快地，因著我原有的工作背景，咖啡店主要的來客是新聞記者、作家、文藝圈與影劇圈的工作者，還有，和這些人過從甚密的「革命者」。

革命者，和其他族群一樣，也是多樣多面，他們有的熱情洋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博學多聞，有的猥瑣草莽；有的大聲喧嘩，有的靜默警戒。但他們共通對社會的不滿溢於言表，永遠有你不知道或不敢相信的內幕消息；更有趣的，革命者共同的特性之一，是不愛付他們的咖啡錢。

革命者和僧侶一樣，他們是習慣受供養的人；僧侶漠視此世，推銷彼世，革命者也一樣，他們也提供「下一個政府會更好」的允諾，至少他必須讓我相信這一個政府有多麼不堪。當時我還年輕，對彼世與下一個政府，都充滿了嚮往，也不在乎為這些革命者付一兩杯咖啡的錢；但他們愈來愈多，呼朋引伴，對別人付帳視為理所當然。我才想起來，小說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不是早在他的經典之作《我們的人》（Nostromo, 1904）裡頭已經向我們暗示，要革命者為信仰犧牲容易，要他們守住一桶金幣可就太難了？

這些流連於我的小咖啡店的革命者，現在大半變成有權有勢的名人了；有的選上公職又因醜聞下台了，有的入了新政府內閣，有的進了國會殿堂，有的成了義正詞嚴的媒體寵兒。但我只要想到當年他們推拖遲延、避免淪為付咖啡帳的人的滑稽模樣，就覺得咱們的國家有點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