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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行人出版社主編）（20081103．中國時報開卷版）
德佛拉塞克（Miroslav Dvoracek）踏進宿舍的時候，捷克警方已經等在那裡。無論原本他抱持願望是救國，還是一個007的人生，在1950年3月14日的7點30分，所有的夢想都已經破滅。
為何德佛拉塞克才剛返國，祕密警察就獲知他的行蹤？最有可能背叛他的，就是他寄放皮箱的女性友人Iva Militka。不過，Militka對此也同樣訝異，她最能夠懷疑的，就是自己的男友、後來的丈夫Miroslav Dlask，他是唯一知道那只皮箱的人。
這個疑問積壓了40年，遠遠超過德佛拉塞克22年的刑期，這段夾雜愛情的諜報劇，一直要等到半個世紀後才有了新的發展。據稱，告密的人不是這對夫婦，而是那整棟宿舍後來在世上最知名的人物：米蘭．昆德拉。
■小說家=告密者
2008年10月13日的捷克政治周刊《Respekt》報導，有一份祕密警察的文件指出，當年，就在德佛拉塞克踏進Militka的學生宿舍3個小時前，昆德拉走進當地警察局密報，文件上同時留下了「米蘭．昆德拉」的名字與生日。
這份文件經由捷克「極權主義政權研究所」發現及公佈，在周刊上刊出，立即引起國際注意。兩周來，全球媒體無不以顯著篇幅討論，昆德拉本人則打破25年來拒絕採訪的慣例，出面反駁，並強烈要求周刊道歉。
在一般狀況下，「官方」文件的真偽沒什麼好懷疑的，但因為涉及國際知名人物，以致事情變得更為複雜。
一位少數仍存活的當事人，表示親耳聽過Dlask坦承曾向祕密警察告密之事，因此出現「Dlask冒用昆德拉之名報案」的說法。許多國際人士也出面為昆德拉發聲，例如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便挺身表示：「就算昆德拉真的去告訴警察那裡有個間諜——雖然我認為不可能；我們也應該嘗試——至少應該嘗試——用那個時代的三菱鏡去觀看。」
■告密者的責任
1950年代是個背叛的年代。共產黨甫於1948年全面取得捷克政權，幾個月後即將舉辦審判秀以肅清異議分子，於是鼓勵各式各樣的告密。
「昆德拉告密」事件後，哲學教授Aviezer Tucker在《布拉格郵報》發表〈告密作為一種心靈狀態〉。文章指出，現在的市民社會否定「告密」，視告密為一種不可接受的社會行為，但在50年代，人民之間的仇恨與猜忌卻很常見。昆德拉自己早期的小說就曾描述，當時的捷克社會，就像一顆等著極權主義收成的果實，即使沒有政治目標或意識型態的衝突，人與人之間也習慣性地互相猜忌、仇恨與不信任。這樣的社會不但無法組成對抗極權政府的社會力量，還會讓每個人成為告密者，反過來讓「國家」布滿眼球。
這樣一個充斥著告密者的世界，歷經1989年天鵝絨革命、共產政權和平轉移之後，仍有太多曾參與「共產壓迫」的人士依然在位，於是社會急切要求劃開那條歷史的連續線——無論是用「以牙還牙」或是「轉型正義」之名：每個人都必須對付那個「邪惡共產黨」的過往。因此，去除共黨相關人物的法令順勢而生，這就是「除垢法」。
去年，華沙大主教Wielgus因為曾與共黨合作而被迫辭職；今年9月，一位捷克共黨檢察官被判刑8年，即使她已高齡86歲。換句話說，掀出昆德拉的舊檔案，其實只是這些後共產國家的「除垢」系列活動之一。
其實仔細一想，對於告密者的控訴與報導，難道不是被莫名其妙地扭曲了嗎？一個小小告密者，如何能夠造成他人22年的徒刑？真正的問題難道不是一整個可笑的系統？整個把「告密者」、「罪犯」與「祕密警察」組織起來的制度嗎？
極權主義將人民之間的猜忌與憎恨，轉換成告密的政治形式，賦予這些民間力量新的意識型態，壯大整個邪惡的政治組織，而在新的歷史誕生後，再把所有的罪惡，怪罪到這些被利用的人民。
誰邪惡？是告密者？還是這整個告密系統？
■新的昆德拉
半個世紀過去，移民瑞典的德佛拉塞克不久前中風，他的妻子接受訪問時的回答，呼應了Tucker教授的告密世界理論。她說她不感驚訝，畢竟作家也是個人，而且，58年過去了，他們也不覺得道歉有什麼意義。
從目前的態勢看起來，「昆德拉告密」事件很可能變成懸案，因為雖然有歷史證據，卻也有豐富的詮釋空間。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是那個為了保護女友不被牽連的男友，還是昆德拉，走進了警察局。
而作為讀者，我們也無法從昆德拉用文字織出的世界，得知作者是否會在1950年，為了某個理由而向警察告密。而更重要的，在當事人釋懷的狀態下，我們，一群身在異國的讀者，是否有必要去追究這件事的真相？我們如何看待「昆德拉告密」這個說法？這件事對我們閱讀他的作品有何影響？
或許如同「蘇東波」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樣，共產國家的瓦解真正釋放了馬克思的思想；昆德拉成為告密者，也讓昆德拉脫離異議作家、政治作家的身分（如他所願），成為名副其實的「作家」。從此，我們不用帶著政治的角度、不用拿著流亡作家的身分，來分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從此，昆德拉的布拉格就成為一塊浮土，飄離歐洲，成為一個不屬於任何地方的真正虛構。
到那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模仿哈維爾但書：就算昆德拉真的去告訴警察那裡有個間諜，我們或許就應該嘗試用全新方式，閱讀昆德拉的作品。
德佛拉塞克（Miroslav Dvoracek）踏進宿舍的時候，捷克警方已經等在那裡。無論原本他抱持願望是救國，還是一個007的人生，在1950年3月14日的7點30分，所有的夢想都已經破滅。
為何德佛拉塞克才剛返國，祕密警察就獲知他的行蹤？最有可能背叛他的，就是他寄放皮箱的女性友人Iva Militka。不過，Militka對此也同樣訝異，她最能夠懷疑的，就是自己的男友、後來的丈夫Miroslav Dlask，他是唯一知道那只皮箱的人。
這個疑問積壓了40年，遠遠超過德佛拉塞克22年的刑期，這段夾雜愛情的諜報劇，一直要等到半個世紀後才有了新的發展。據稱，告密的人不是這對夫婦，而是那整棟宿舍後來在世上最知名的人物：米蘭．昆德拉。
■小說家=告密者
2008年10月13日的捷克政治周刊《Respekt》報導，有一份祕密警察的文件指出，當年，就在德佛拉塞克踏進Militka的學生宿舍3個小時前，昆德拉走進當地警察局密報，文件上同時留下了「米蘭．昆德拉」的名字與生日。
這份文件經由捷克「極權主義政權研究所」發現及公佈，在周刊上刊出，立即引起國際注意。兩周來，全球媒體無不以顯著篇幅討論，昆德拉本人則打破25年來拒絕採訪的慣例，出面反駁，並強烈要求周刊道歉。
在一般狀況下，「官方」文件的真偽沒什麼好懷疑的，但因為涉及國際知名人物，以致事情變得更為複雜。
一位少數仍存活的當事人，表示親耳聽過Dlask坦承曾向祕密警察告密之事，因此出現「Dlask冒用昆德拉之名報案」的說法。許多國際人士也出面為昆德拉發聲，例如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便挺身表示：「就算昆德拉真的去告訴警察那裡有個間諜——雖然我認為不可能；我們也應該嘗試——至少應該嘗試——用那個時代的三菱鏡去觀看。」
■告密者的責任
1950年代是個背叛的年代。共產黨甫於1948年全面取得捷克政權，幾個月後即將舉辦審判秀以肅清異議分子，於是鼓勵各式各樣的告密。
「昆德拉告密」事件後，哲學教授Aviezer Tucker在《布拉格郵報》發表〈告密作為一種心靈狀態〉。文章指出，現在的市民社會否定「告密」，視告密為一種不可接受的社會行為，但在50年代，人民之間的仇恨與猜忌卻很常見。昆德拉自己早期的小說就曾描述，當時的捷克社會，就像一顆等著極權主義收成的果實，即使沒有政治目標或意識型態的衝突，人與人之間也習慣性地互相猜忌、仇恨與不信任。這樣的社會不但無法組成對抗極權政府的社會力量，還會讓每個人成為告密者，反過來讓「國家」布滿眼球。
這樣一個充斥著告密者的世界，歷經1989年天鵝絨革命、共產政權和平轉移之後，仍有太多曾參與「共產壓迫」的人士依然在位，於是社會急切要求劃開那條歷史的連續線——無論是用「以牙還牙」或是「轉型正義」之名：每個人都必須對付那個「邪惡共產黨」的過往。因此，去除共黨相關人物的法令順勢而生，這就是「除垢法」。
去年，華沙大主教Wielgus因為曾與共黨合作而被迫辭職；今年9月，一位捷克共黨檢察官被判刑8年，即使她已高齡86歲。換句話說，掀出昆德拉的舊檔案，其實只是這些後共產國家的「除垢」系列活動之一。
其實仔細一想，對於告密者的控訴與報導，難道不是被莫名其妙地扭曲了嗎？一個小小告密者，如何能夠造成他人22年的徒刑？真正的問題難道不是一整個可笑的系統？整個把「告密者」、「罪犯」與「祕密警察」組織起來的制度嗎？
極權主義將人民之間的猜忌與憎恨，轉換成告密的政治形式，賦予這些民間力量新的意識型態，壯大整個邪惡的政治組織，而在新的歷史誕生後，再把所有的罪惡，怪罪到這些被利用的人民。
誰邪惡？是告密者？還是這整個告密系統？
■新的昆德拉
半個世紀過去，移民瑞典的德佛拉塞克不久前中風，他的妻子接受訪問時的回答，呼應了Tucker教授的告密世界理論。她說她不感驚訝，畢竟作家也是個人，而且，58年過去了，他們也不覺得道歉有什麼意義。
從目前的態勢看起來，「昆德拉告密」事件很可能變成懸案，因為雖然有歷史證據，卻也有豐富的詮釋空間。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是那個為了保護女友不被牽連的男友，還是昆德拉，走進了警察局。
而作為讀者，我們也無法從昆德拉用文字織出的世界，得知作者是否會在1950年，為了某個理由而向警察告密。而更重要的，在當事人釋懷的狀態下，我們，一群身在異國的讀者，是否有必要去追究這件事的真相？我們如何看待「昆德拉告密」這個說法？這件事對我們閱讀他的作品有何影響？
或許如同「蘇東波」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樣，共產國家的瓦解真正釋放了馬克思的思想；昆德拉成為告密者，也讓昆德拉脫離異議作家、政治作家的身分（如他所願），成為名副其實的「作家」。從此，我們不用帶著政治的角度、不用拿著流亡作家的身分，來分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從此，昆德拉的布拉格就成為一塊浮土，飄離歐洲，成為一個不屬於任何地方的真正虛構。
到那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模仿哈維爾但書：就算昆德拉真的去告訴警察那裡有個間諜，我們或許就應該嘗試用全新方式，閱讀昆德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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