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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獨裁者」於《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董啟章．2005）所作的序：

作者在書中憂慮的，其實就是「無用」的想像和寫作，如何能回應現實世界和現實人生的問題吧。……創作和現實的關係其實從來沒有割裂過，在藝術史上歷來只是以不同的形態呈現，而所謂謂藝術形式和思潮的更替，也不過是兩者關係的理解的重整。……

作者試圖通過「可能」，來聯繫現實和想像。不過，「藝術作為一種可能體驗的創造」並不是新觀點。這本書稍為顯出新意的，在於它把創作者的自我置放於多重的「可能」的中心……

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在二十四歲的早慧之年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裡，對藝術和人生表達了別具洞察力的看法。

藝術家和個人幼稚地，通常是機械地結合於一身；個人為了逃離「日常生活的困擾」而遁入藝術創作的領域，暫託於「靈感、甜美的聲音、和祈禱」的另一個世界。結果如何呢？藝術變得過於自信，愚莽地自信，以及誇誇其談，因為它無須對生活承擔責任。相反，生活當然無從攀附這樣的藝術。「那太高深哪！」生活說。「那是藝術啊！我們過的卻只是卑微庸碌的生活。」

當個人置身於藝術，他就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兩者之間並沒有統一性，在統一的個人身上也沒有內部的互相滲透。

那麼，是什麼保證個人身上諸般因素的內在連繫呢？只有責任的統一性。我必須以自身的生命回應我從藝術中所體驗和理解的，好讓我所體驗和理解的所有東西不至於在我的人生中毫無所為。可是，責任必然包含罪過，或對譴責的承擔。藝術和生活不單必須互相負責，還應該互相承擔罪譴。詩人必須記著，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詩之罪過；日常生活之人則必須知道，藝術的徒勞無功，是由於他不願意對生活認真和有所要求。

藝術和生活不是同一回事，但應在我身上統一起來，於統一的責任中。